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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多重经济问题的叠加，尤其是新冠大流行和乌克兰战争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普遍陷入了严重的通胀危机，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各国政府与经济学界对此表现出高度警觉和忧虑。许多欧美专家纷纷将当前局势与上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相比较，借此向各国政府提出预警和建议。最近，我在财新网上看到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魏加宁等人发表的一篇深入分析文章，从一个新的视角探讨了当年作为西方阵营对手的东方大国——苏联，究竟犯下了哪些关键性的错误。
这篇长达一万七千多字的文章题为《西方滞胀时期苏联的形势错判与战略失误》。考虑到篇幅较长，我挑选了其中一些值得深思的要点与您分享。文章指出，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成为引发西方发达国家长期“滞胀”现象的导火索。美国作为西方阵营的领导者，在陷入经济滞胀的同时，又接连遭受越南战争的失败打击，以及激烈的“反战运动”和震惊世界的“水门事件”，多重压力交织，使其内政外交都陷入困境。面对这种局势，苏联政府却未能察觉自身潜藏的“隐性滞胀”问题，对西方“滞胀”的根本原因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苏联不仅加大了对计划经济体制优越性的宣传力度，贬低西方发达国家的未来前景，还积极推行强硬外交和扩张战略，陷入了追求“大国梦”的误区。最终，这种战略误判让苏联错失了改革的宝贵时机，经济陷入崩溃，走向解体的不可逆转的道路。
展开剩余64%文章结构清晰，首先讲述了长期被忽视的苏联“隐性滞胀”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滞胀”的关注多聚焦于西方发达国家，而忽视了同一时期苏联存在的经济滞缓和通胀隐患。实际上，计划经济体制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常态化的“滞胀”现象。只是苏联的经济“滞胀”往往被虚假的统计数字所掩盖，而通货膨胀则被严格的价格管控和行政手段所“隐形化”。
然而，苏联领导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能真正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统计数据被美化，经济停滞被掩盖，通胀数字被人为压低，导致“滞胀”现象被主观与客观因素双重掩饰。文章指出，苏联“滞胀”的根本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下降。与此同时，丰富的石油资源带来的短期红利掩盖了经济问题的严峻性。更关键的是，官僚体系的僵化和信息传递的失灵，使得苏联高层对“隐性滞胀”的危害视而不见。苏联的宣传机器自上而下地营造出一片繁荣景象，官方媒体不断重复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说法，极力宣扬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
而从基层来看，普通民众对生活现实的不满情绪难以有效传达到决策层。更有甚者，表达不满常常招致克格勃的监视甚至拘禁。人们只能私下里关上门悄声抱怨，害怕被孩子听见而引发更大麻烦。于是形成了苏联社会特有的“厨房文化”，大人在厨房里低声细语，交流对现实的无奈与不满。
文章的第二部分讲述了“隐性滞胀”带来的直接后果，即苏联对内外形势的错判与战略决策失误。具体表现为：首先，误判了西方“滞胀”的成因，从而停止了国内体制的必要改革；其次，将改革的良机误认为是扩张的契机，反而大幅增加了军费开支；再次，体制改革全面停滞，错失了科技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第三部分讨论了“隐性滞胀”的间接后果，重点指出苏联外交战略的严重失误，导致对外关系紧张，特别是与东欧盟国、中国以及美国之间的关系陷入全面对立。第四部分总结了“隐性滞胀”带来的严重后果和对今天的启示。
70年代苏联所经历的“滞胀”教训极为深刻。一方面，由于统计数据失真以及石油红利的掩盖，苏联自身的经济隐忧未能被及时发现；另一方面，对西方“滞胀”根源的误判，使苏联领导层误以为这反映了政府干预更强、计划经济体制更优越的事实。
综合各种内外因素的错判，苏联领导人产生了“优势幻觉”，误认为西方国家因滞胀而受挫，是为苏联改革提供了宝贵的战略机遇，因而将其视作扩张的良机，转而采取了扩张性外交和军事策略。最终，苏联与东欧国家、中国及美国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大国梦陷阱”。
进入80年代，戈尔巴乔夫推动了一系列全面改革，尽管这给苏联带来了摆脱计划经济桎梏、走出“隐性滞胀”的机会，但由于改革方案的设计缺陷以及保守派的激烈反扑，苏联失去了最后的纠错机会。最终，经济崩溃不可避免，苏联也步入了解体的历史进程。这段历史给后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教训，代价惨重，值得我们反复思考和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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